滕麗名

　　去年6月，羅湖家園網的知名網友“羅湖再生”在羅湖區民政局註冊了一個民辦非企業組織——以深圳河古稱“羅溪”命名的羅溪社會服務社。最近，該機構最為人熟知的項目是在羅湖7所幼兒園推廣垃圾分類教育。
　　家園網創辦的7年時間里，“羅湖再生”的頭銜變化了幾次。一開始他的論壇馬甲“羅湖再生”更有名：發投訴帖子言辭犀利，也愛琢磨“大”問題，還參加過為羅湖區未來發展獻計的徵文比賽；後來他發起“家園議事廳”項目，領著一群義工，請來政府各個部門和居民，張羅著羅湖各類公共問題的討論，還組織幾個網友寫過羅湖區民間版政府工作報告“羅湖九章”；而隨著羅溪社會服務社的成立，“蘇鵬”這個名字才出現在羅湖居民的視野中。
　　蘇鵬說，寫“羅湖九章”時，自己全憑對羅湖的熱愛與憂慮，而運營羅溪社會服務社時，自己更類似於企業經營者。經商多年的他不諱言，比起社工機構，自己更想做“社會企業”——以市場化的思維來運作羅溪社會服務社，“尋找商機”讓項目盈利，用利潤去提升專業技能、提供更好的服務。
　　■艱難起步
　　3個月沒有項目 “垃圾”中找到點子
　　羅溪社會服務社剛成立時，曾經有整整3個月沒有找到合適的項目，蘇鵬繼續著他的老本行——分析政府工作報告。3個月後，在羅湖區文明辦關於“居家學堂”的年度計劃里，蘇鵬終於找到了項目點子。
　　以往在深圳各區，“居家學堂”的“基本套路”是養生或文藝講座，但蘇鵬發現，這些講座一是內容跟民政部門的講座有諸多重合，二是群眾基礎不夠——居民更願意在網上獲取這些知識，“街道辦往往還要幫著找觀眾”。而政府大力推進的控煙、垃圾分類等事務在社區卻缺乏細緻的宣導，“‘居家學堂’的本意是促進社區的文明禮儀，垃圾分類主題是不是更接近？”
　　“我想做一個與以往完全不同的垃圾減量分類教育項目，它不說教，有參與和互動，而且也真正把政府需要解決、需要居民配合的事跟居家學堂結合起來。”蘇鵬說。經過4個月的調研，蘇鵬帶著初步方案到羅湖區文明辦找相關負責人商討。此前，蘇鵬的“羅湖九章”已為羅湖區政府內部所熟知，這份方案又切中了羅湖區文明辦的興趣點。很快，方案得到了羅湖區委、區政府的肯定。今年開始，羅湖區文明辦正式將7所幼兒園確定為垃圾分類教育試點單位，併購買了羅溪社會服務社的項目，期限為1年，區城管、環保、教育部門也共同參與到項目的運作中來。
　　剛接觸垃圾減量分類教育項目時，許多幼兒園園長擔心這事“很麻煩”，“就像許多上級委派的臨時任務一樣”。有園長甚至告訴服務社的工作人員，“不用來了，我們上報圖片給你們就可以了”。
　　然而，項目啟動之後，羅溪社會服務社的工作人員定期去試點幼兒園商議教學方案的舉動，讓園長和老師們發現，垃圾分類教育不僅僅是“擺攤做個展覽”而已，園長們甚至專門給蘇鵬發來短信，“他們都意識到垃圾分類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”。
　　“之前許多幼兒園根本就沒有做過垃圾分類的教育，一開始大家都很沒頭緒”，參與這一項目的羅溪社會服務社工作人員閆麗娜回憶，參與設計羅湖區第一份垃圾分類課件時，大家天天聚在一起討論怎樣才能針對孩子的心理特點，設計出有表現力的課程。在試點幼兒園，絕大部分孩子都很快學會了將垃圾準確地放入不同垃圾桶。一位家長告訴閆麗娜，就連自己看了孩子們的話劇表演後也覺得，“不把垃圾分類丟就不自在”。
　　垃圾分類教育也衍生出一個新的議題——試點幼兒園的孩子們上學時常說，“老師，我家樓下沒有分類垃圾桶”。這也印證了羅湖區城管部門最初的顧慮：生活垃圾分類只在深圳少部分居民小區進行試點，“教育做好了，周邊配套沒有跟上，會不會影響居民的熱情？”
　　“等到配套都做好了再做教育，就太晚了。”在蘇鵬看來，垃圾分類的教育和實際操作不該成為“雞生蛋還是蛋生雞”的討論，“居民意識的養成也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做到的”。他將垃圾減量分類教育視為3—5年的事業，“持續不斷才會有結果”。
　　■謹慎運營
　　不按市場規律辦 政府項目將不接
　　從羅湖家園網上單打獨鬥，到發起“家園議事廳”項目組，再到成立自己的社會組織，蘇鵬自認是個“有多面性的網友”。他說，成立羅溪社會服務社的初衷是想從“以興趣為主的研究團體”轉做“專業性的社會團體”，“家園議事廳只是一個項目，我需要一個專業機構和一群專業的工作人員”。
　　羅溪社會服務社的成立被蘇鵬概括為“先有組織，再有項目”。延續了以往家園議事廳話題跳躍性頗大的風格，這個服務社的定位也有頗多彈性——除了承接羅湖區政府的輿情分析和垃圾分類教育之外，羅溪社會服務社也做許多商業課題的研究，包括為一些城市和商圈設計整體營銷方案。“想在政府資助之外，找到自己的產業化運作。”蘇鵬說。
　　這裡的工作人員構成也比較另類——他們大都是金融、市場營銷等專業的畢業生，蘇鵬的招聘要求是“不一定要社工專業畢業，但要做事細緻、有能力做社區服務、會用市場思維想問題”。在談到自己所在的羅溪社會服務社時，閆麗娜習慣說“我們公司”，她也清楚，自己的“公司”跟一般公司的不同之處在於“會考慮有利於社會的事”，“以垃圾分類來說，想盈利的公司是不會做這個項目的”。
　　蘇鵬說，寫“羅湖九章”時，自己全憑對羅湖的熱愛與憂慮，而運營羅溪社會服務社時，自己更類似於企業經營者，“義務的事一個人可以去做，一個社會組織不能去做，起碼要讓工作人員活得有尊嚴”。經商多年的他不諱言，比起社工機構，自己更想做“社會企業”——以市場化的思維來運作羅溪，“尋找商機”讓項目盈利，用利潤去提升專業技能、提供更好的服務。
　　對社工機構，蘇鵬有自己的敬意和畏懼。“如果建立一個社工機構跟政府合作，最有可能採用崗位購買的制度”，崗位社工在持續性、可積累性和服務內容方面的諸多弊端令他望而卻步，“如果項目化運作沒有在深圳被普遍採用，政府換再多招標方式，都是換湯不換藥”。關於“社會企業”的未來願景，蘇鵬並沒有想出具體的方案，可以確定的是，“主攻的特色項目不是社會工作，而是根據政府外包需要和市場需求來規劃服務方向”。
　　“政府跟社會組織合作時應該意識到，以往權力資源能夠達成的事其實不是免費的，社會組織並不是政府部門的下屬機構”，蘇鵬回憶，一次某政府部門出錢請羅溪社會服務社做現場宣傳活動，規定了場次和效果，卻沒有將人工成本計算在內，當蘇鵬指出這一點時，對方卻建議他“可以用義工”。蘇鵬對此感到不解：“如果是這樣，為什麼不找義工聯？專業機構的服務就必須考慮人工支出。”
　　雖然很想跟政府建立良性互動，但蘇鵬還是直接拒絕了一些政府對購買服務的邀請，因為這些政府部門提供的價格較低，無法保證服務社的收支平衡，“沒有按照市場規律去做事，拋了繡球我們也不敢接。每個部門、每個項目背後都有幾個社會組織盯著，你不做也有人做，但作為社會組織必須考慮生存”。
　　■發展困惑
　　草根組織難抗衡樞紐型社會組織
　　儘管在深圳率先設計了幼兒園垃圾分類教育的課程教材，但蘇鵬也直言自己的擔憂：“政府明年對我們的經費安排還會不會繼續？政府明年是不是還認為這個項目的推廣很有必要？”在他看來，1年時間可以把教材做好，但要把課程推廣到羅湖140多所幼兒園甚至更多中小學校，則需要更多時間。
　　目前，羅溪社會服務社共有8位工作人員在參與“居家學堂”的運作，而蘇鵬每天都在琢磨，服務社未來是否能有足夠的資金支持，經費渠道是否足夠通暢，“不能讓我的機構陷入停滯狀態，讓工作人員空在這裡”。因此，在人員招聘方面，蘇鵬的態度也格外謹慎，“擴充自己力量的進度很緩慢”。
　　蘇鵬說，在目前的資金渠道之外，他還在尋找自己的備選計劃。去年開始，羅湖區在深圳率先設立了總預算為5000萬元的社會建設與民生創新項目資金，蘇鵬查閱羅湖電子政務網的經費使用公示後感到並不樂觀：這些經費中一部分被撥付給了羅湖區34個社區服務中心，其餘資金所支持的項目大都屬於團委、婦聯等樞紐型社會組織或民政局名下的組織，“基本上沒有草根組織的身影，市場化、專業型社會組織受益少，申報熱情不高”。
　　在他看來，社會建設與民生創新項目資金的申請者中草根組織寥寥，其原因一方面是政府宣傳不夠，另一方面是“錢花得越少越好”的價值取向仍普遍存在；另外，一些草根機構對能否跟政府按合同辦事也存有疑慮。
　　蘇鵬坦言，從項目運作的角度看，單項金額低的項目或許不可持續，或者缺少整體運作的前景，希望社會建設與民生創新項目資金的評選者在註意價格的同時，也留意到項目策划水平、推廣力度跟成本的關係。
　　“人們總以為是社會組織能力差，無法承接政府下放的項目，但實際情況是，政府下放項目過於分散，又規定一個組織只能申報一項，這樣我們能生存嗎？”蘇鵬也希望，羅湖能夠出台政府購買服務的詳細清單，在社會服務項目的下放、外包和監管中規範運作，繼續鋪平政府與社會組織的合作渠道。
　　■觀點
　　鼓勵社會組織探索更好模式
　　“目前深圳的草根社會組織類似於‘八仙過海’，他們都在各自嘗試和發展之中，很難說有特別好、特別成熟的模式可供參考。”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於長江說。他認為，羅溪社會服務社不算嚴格意義上的社會組織，用“民辦非企業”來定位更為確切。但目前，任何模式的探索都要政府給予寬容和支持，以鼓勵這些組織探索出更有價值的發展方式。
　　在他看來，社會組織發展的理想狀態是“承擔大部分社會服務，不同群體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”，而目前中國的狀況是大部分資源仍在政府手裡，“短期內要想促進社會組織的快速發展，政府的扶持非常重要”。另外，與一些公益基金會和企業下設的公益基金相比，政府投資的公益項目更能夠保證公共服務不偏頗。於長江亦指出，“政府購買”跟市場意義上的“購買”有一些差別，它更類似於“政府和社會組織通過財政支持的方式建立一種協同服務的方式”，在一些從市場運作的角度來看投入大於產出的項目上尤甚。
　　深圳市創新企業社會責任促進中心主任梁宇東指出，對許多公益基金會和企業而言，捐贈不是問題，難的是找到體現公益價值的項目。於長江亦表示，社會組織在考慮未來發展時，比起籌資渠道，更重要的是尋找和設計出具有實效的公益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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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社區里“長”出社會組織》
　　新聞追蹤
　　木棉嶺留守兒童
　　夏令營明日開啟
　　南方日報訊 （記者/劉昊）又到了全國各地留守兒童來深與打工父母團聚的暑假，“小候鳥”今年是否能安全快樂地在深圳“棲息”？本月15日，木棉嶺社區留守兒童暑期夏令營又將開營了。這次夏令營計劃時間為40天，參與者的人數也比去年更多，公告剛貼出兩天，就有120多名孩子報名。
　　過去的兩年裡，“看羅湖”一直持續關註木棉嶺來深務工子女的夏令營活動。兩年前，這個舉社區之力興辦的假期小學堂面臨著經費、人手、專業程度不足的困擾；去年，隨著專業社工機構“接手”，通過項目運營的方式申請民政經費，加上社工細緻專業的課程設計，夏令營比以前安排得更周到，也更加貼合兒童的心理特點。
　　而今年除了延續往年的課業輔導、親子溝通、游覽深圳、安全教育等內容之外，社工們還為孩子們準備了“法制小記者”“環保銀行”等一系列活動。
　　“因為社工機構的加入，留守兒童的夏令營從‘草台班子’變得更加專業，這5年來也積累了不少口碑，接受服務的孩子從湖北擴大到其他省份。”負責這一項目運營的貴良社工服務社理事長胡桂梁說，5年來，因為暑期夏令營發揮的作用，樓房稠密、路窄坡陡的木棉嶺在夏天沒有發生過一起兒童受傷事故。
　　胡桂梁同時也是木棉嶺湖北洪湖流動黨支部書記，見證了夏令營運營的全過程，因為相信專業社工的力量，去年他還報名參加了社工考試，“太忙，沒複習好，今年又報了名，繼續來”。
　　但與去年得到羅湖區民生創新服務項目資金的支持不同，今年的夏令營仍在籌資之中。胡桂梁透露，東曉街道辦事處主要負責人向他保證，“一定想辦法解決經費的問題”。他坦言，目前有一些企業有意向想要幫助留守兒童夏令營解決資金問題，但因為擔心“政策把握不准”，貴良社工服務社暫時沒有接受他們的善款，“希望得到更多政策上的指引，努力尋求跟一些基金會的合作”。
　　從城中村“的哥”中間走出來，更明白身邊的“的哥”以及他們背後的家庭需要什麼。目前，貴良社工服務社在留守兒童暑期夏令營之外，還開發了針對的嫂、外來老人等群體的服務。最近，社工們正在做的項目是“綠色家庭”，想要“尋找城中村裡的環保領袖”，而這抹“綠色”也將進入流動兒童暑期夏令營之中，孩子們將在課堂上學到垃圾減量分類的知識，將他們收集到的可回收垃圾存入“環保銀行”。
　　“希望能開發出更多更好的項目，打動政府和社會力量。”胡桂梁說。
　　策劃/統籌：呂冰冰
　　本版撰文：南方日報記者 劉昊 實習生 朱碧菲 本版攝影：南方日報記者 魯力　　（原標題：以商業思維為社會組織發展開路）